刚才收到寄送的《中华读书报》，一下子看到尹继承先生对拙文《教育何为中国教育问题随想》的两点批评意见。
我接受并感谢尹先生的批评。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涉嫌科举考试舞弊，这我是知道的。写文章时为了慎重，我又专门翻阅了一本鲁迅传记，上面也明明写着“孩子的祖父周福清正在北京当‘条官’”，但下笔时却误写为“父亲”，而且没有检查出来。这种史实错误，会误导不知实情的年轻读者。
我在拙文中写道：“中国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尹先生以他的亲身经验指出，就体罚而言，他所在的地区并非如此。我仔细一想完全承认这个道理：中国如此之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怎么能一概而说呢？体罚问题不能这么说，完全有可能，作弊问题也不能这么说。
今年7月中旬我和其他几位学者与来自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座谈时，深为农村地区的教师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崇高的工作感动，尤其对他们的工资待遇之差感到难过与不平。尹先生读了拙文之后说“我为他们鸣不平，气不公”，这使我极感惶恐和不安。我愿意向尹先生和其他感到不平不公的教师道歉，并盼望今后另有机会将我对农村教师的评价与情感更准确地表达出来。
贵报发表对我的批评意见，是好事，这体现了对广大读者，对报纸和作者负责的态度。这也提醒我：下笔时一定要谨慎又谨慎。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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